在艰难困苦中拔节成长
——防震减灾工作改革开放40年发展综述
“这组照片拍摄于10年前5月12日的汶川县……”顺着四川姑娘景科凤手指的方向望去，一个个山河破碎、亲人离散的地震灾区画面牵动人心。而在她身后不远处，四川汶川今天的新貌让人看到灾区人民涅槃重生的美好。作为“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中“5·12汶川特大地震”展区的讲解员，景科凤真切地感受到家国在艰难困苦中走向成长。
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景科凤眼中的家国历程也是中国防震减灾事业从无到有、从起步到深入的成长历程。
“我国是世界上地震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对地震的防御意识自古有之，但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在缺乏资金、缺少经验、科技力量不足的现状下，我国防震减灾事业面临巨大挑战。”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所长吴忠良回忆说。
1966年，河北邢台大地震使人民生命财产遭受重创。周恩来总理在灾区考察时发出号令：“我们应当发扬独创精神”“研究出地震发生的规律”……随后，我国第一个多学科联合作战、专群结合的综合性地震监测台网在邢台地震现场初步形成，中国地震事业迈开创业脚步。
大自然的考验总让人猝不及防。1976年7月，突如其来的唐山大地震，给我国地震工作再次敲醒警钟。好在国家地震局的正式成立和改革开放的春风，使我国地震工作者化悲痛为力量，走上了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防震减灾之路。
“从那以后，中国开始了规模化、系统化、专业化的地震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的出台更是让防震减灾工作有了法律保障。”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办公室主任朱自强说。我国逐步形成了地震监测预报、地震灾害预防、地震应急救援三大工作体系，实施了一系列国家重大工程项目。
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下，我们不断从灾难中学会应对灾难，我国防震减灾事业在百般锤炼中走向新时代。
一个地震台记录矢志不渝的坚守
北纬9度37分、东经112度58分，这里是我国美丽的南沙群岛永暑礁。宁静的碧水蓝天之下，几套地震观测设备忙碌地工作着。“这是我国最南端的永暑礁地震台。”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地震台网部速报组组长安艳茹告诉记者，自2011年7月建台以来，永暑礁地震台为祖国南海的地震观测和建设发展贡献了很多宝贵数据。
时空斗转，千里之外，我国最北端的漠河地震台准备告别2018年的最后一场雪。回忆以前的数九寒冬，在过膝的白雪中开展工作，对台站工作人员而言是家常便饭，如果“运气不好”，甚至会碰上零下50摄氏度的极端天气。如今的台站条件越来越好，不仅具有保暖功能，当地传统的建筑风格也融入台站建设。
除了横跨南北，国内地震台更是登山入海。2009年10月，位于珠穆朗玛峰脚下的无人值守地震台投入使用。这个我国海拔最高的地震台，为提高我国中尼边界地区的地震监测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8年后的3月，一台仅有笔记本电脑大小的地震仪，在马里亚纳海沟急速下潜1万多米，在作业600个小时后，成功返回海面。此举宣告我国成为世界上首个成功获取万米级海洋人工地震剖面的国家，而在20世纪90年代，国内相关技术还是一片空白。
建设地震台是地震监测预报工作的前提基础。有这样一组对比数据：20世纪60年代，我国仅有24个地震台，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建设，我国分类分级的测震台共计1107个，强震动台有1995个。这些数字仍在飞速增长。“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实施了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按计划，到2022年全国将建成世界最大规模的‘三网融合’实时地震台网，届时，全国地震台站总数将增至1.5万个。”中国地震局监测预报司预警处处长黄媛介绍。
地震台的增多是地震工作者艰苦奋斗的最有力证明。长年扎根基层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震局副局长郑黎明告诉记者，新疆是我国地震多发的地区之一。1964年5月，中国科学院北京地球物理研究所在乌鲁木齐水磨沟地区建设了新疆第一个地震台。由于地处偏远，台站经常缺水少粮。曾经，工作人员取水做饭时，发现水缸里飘着偷水淹死的蛇和老鼠，但是茫茫戈壁水贵如油，工作人员就把这些动物尸体捞起来，水留着继续用。有人因此戏称台站生活是“蛇鼠一窝”。“改革开放以后，乌鲁木齐地震台完成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单一走向综合的华丽转身，‘蛇鼠一窝’的现象再也没有了。”郑黎明感慨道。
从有人值守到无人值守是地震台40年变迁的又一投影。邢台地震之前，我国地震台大多为人工值守，地震波形被记录在纸筒上。安艳茹一边用手比划纸筒大小，一边描述台站信息上报的过程：纸筒是24小时记录的，如果纸被用完，需要工作人员手动换新，并将旧纸筒上的信息通过电报或电话汇报给台网中心。“这一过程短则几个小时，长则几天，严重影响了地震速报的效率。”安艳茹说，因为需要常年驻守边陲，当地出现了很多“夫妻台”，这些夫妻互相陪伴，有的人甚至一辈子都献给了台站。
2000年是个关键时期，因为信息传输和地震观测技术的升级，遥测地震台替代了一些偏远地区的人工值守台，大量“夫妻台”随之退出历史舞台。“今天的地震台几乎都是无人值守，信息上报达到分钟级、秒级，地震观测从模拟时代向数字化、网络化时代迈进。”安艳茹补充道。
在上述变化的推动下，改革开放后，我国逐步形成了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长、中、短、临地震预报体系。中国地震局监测预报司预报处副处长张浪平表示：“尽管目前地震预报在世界范围内仍然是一大难题，但这套科学的预报体系为未来提供了诸多可能。”
一张地震区划图描绘保国安民的夙愿
今年5月12日，汶川地震10周年国际研讨会暨第四届大陆地震国际研讨会指出，我国已经发布实施了第五代全国地震区划图，彻底取消了不设防地区；完成近百个城市、100多条活动断层的探查，重大自然灾害防范能力显著提高。对此，中国地震局震害防御司副司长韦开波表示，“地下搞清楚，地上搞结实，公众搞明白”是对震害防御工作最生动的描述。
据长期从事活动构造研究的中国地震局地壳应力研究所所长徐锡伟介绍，我国地处欧亚板块、印度板块、菲律宾海板块和太平洋板块相互作用的交接部位，已知的活动断层超过495条。改革开放以来，一大批城市拔地而起，这些聚而成群的城市多数处于地震威胁之下，遗憾的是，当时人们对震害的认识并不到位。
1999年，全球相继发生了土耳其伊兹米特地震、中国台湾集集地震和美国赫克特曼地震。这3次地震让国内外意识到避让活动断层的可行性和重要性。第二年，中国地震局启动了城市活动断层探测与地震危险性评价项目。
“我们率先在福建省福州市进行了探测试验。试验成功后，我们选取了地震烈度较高或破坏性地震多发的20个城市进行了活动断层探测。”韦开波表示，这些城市依据探测结果，调整了规划布局，有些还划定了活动断层避让带，令他印象最深的是宁夏银川的做法。
据史料记载，银川自古以来经常遭受地震的袭击。清朝乾隆三年，一场8级地震造成当地5万余人死亡。据宁夏回族自治区地震局原副局长柴炽章介绍，早年因为不清楚银川地下活动断层的具体位置及活动情况，城市规划成了地方领导的一个“心病”。转变发生在2007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地震局借助活动断层探测工作，采取划红线、竖标牌等措施，科学规划城市建设。特别是该市建设的活动断层避让带休闲公园，将民生发展与震害防御结合。如今走在公园里，男女老少运动舞蹈，到处一片和谐景象。
活动断层探测成果在城市规划上的应用
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强调，提高自然灾害防治能力，要推动建设九大重点工程，其中一项是实施灾害风险调查和重点隐患排查工程，掌握风险隐患底数。“接下来，我们将开展全国范围的活动断层探测，为摸清地震灾害底数打下基础。”韦开波说。
在“地上搞结实”方面，全国地震区划图的演变和农居抗震工程的实施是重点。众所周知，地震引起的建筑物和工程设施的破坏是导致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根本原因，而建筑物抗震设防的主要依据就是地震区划图。
韦开波告诉记者，我国地震区划图的制修订工作始于20世纪50年代。1957年，地震学家李善邦先生编制了第一代中国地震区划图。该图给出了全国最大地震影响烈度的分布。此后，第二代、第三代地震区划图分别于1977年、1990年出版。“到了第四代，我国地震区划图有了一次质的飞跃。”韦开波解释，前三代区划图采用的编图参数都是地震烈度，随着时代发展，该参数无法适应新需要，于是，第四代的编图参数改用了更科学、更易于使用的地震动参数。2001年，该图作为国家强制标准实施，并沿用了14年。
2016年6月1日，第五代地震区划图问世。“它取消了不设防区，整体提高了我国的设防标准，其附录中的地震动参数明确到了乡镇，为广大农村地区防灾工作提供了依据。”韦开波感慨地说，“农村的变化不止于此。”
针对历史上多次地震暴露出的农居抗震性能差的问题，我国实施了农村民居地震安全工程，新疆、云南、甘肃、四川等已在全省（自治区）范围铺开。目前，全国已建成抗震农居2400多万套，惠及6000余万人。千百年来，我国农村不设防的状况正在逐步改变，因灾致贫的现状得到明显改善。
扶贫先扶智，在“物质抗震”日益发展的基础上，“文化抗震”不能落下。2009年，我们迎来了首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在“防震减灾，科普先行”的理念指引下，一大批地震科普作品和基础设施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我们积极利用新媒体技术，引进年轻人才，把地震知识加工成通俗易懂又紧贴社会热点的内容，吸引了众多年轻‘粉丝’。”山东省地震局宣教中心主任崔昭文说。北京地震局则另辟蹊径，取材地震台的真实生活，推出了首部“地震人”题材的电影《我要去远方》，并于今年10月在全国公映。
今年7月28日，在唐山大地震42周年之际，全国首届科普大会拉开帷幕，中国地震局负责人在会上表示，我国已建成防震减灾科普教育基地493个、科普示范学校5488所。在勇于创新的前提下，我们离“公众搞明白”的目标将越来越近。
一颗电磁卫星搭载科技攻坚的勇气
今年2月初，我国首颗电磁监测试验卫星“张衡一号”成功发射升空，这标志着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拥有在轨运行高精度地球物理场探测卫星的国家之一。与“张衡一号”广为人知的名字相反，它的“出生”背后是鲜为人知的技术攻坚之路。
16年前，现任中国地震局地壳应力研究所总工程师的申旭辉，满腔热情地领着一帮青年科学家，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任务——造星。他们带着“寻找更好地地震空间观测技术，建立中国自己的地震立体观测体系”的美好愿望，开始了一场科研“长跑”。“然而包括我在内，没有人料到这个任务这么难。”作为卫星计划的首席科学家，申旭辉告诉记者，“张衡一号”的首要任务是监测地球磁场变化，为研究地震的形成规律提供参考，弥补地面监测手段的不足。“正因如此，造它的最大挑战是抗干扰。”申旭辉说，为了寻找最合适的研发环境，他们常年驻扎在人迹罕至的高山密林深处，或者在黄土高原腹地的洞穴中进行试验，试验的时间多半在夜深人静时。
环境的艰苦并未让申旭辉苦恼，真正让他彻夜难眠的是电磁卫星的技术挑战。
20世纪70年代至本世纪初，我国卫星技术尚不成熟。“电磁卫星方面，法国、意大利等少数掌握核心技术的国家心有戒备，我们的自主研发能力面临很大挑战。”申旭辉解释，中国航天事业讲求万无一失，“张衡一号”曾因一个零件存在0.1度误差，反复试验上千次，整个设计方案更是5次易稿。即便是到了2017年，项目全部完成，申旭辉的团队依然处在内心“煎熬”的状态，为第二年的发射升空而担忧。
“张衡一号”卫星工程由卫星系统、运载火箭系统、发射场系统、测控系统、地面系统和应用系统组成
选择科学事业，意味着与寂寞孤独为伴。数十年间，“张衡一号”实现了从图纸构想到翱翔太空，而申旭辉团队中，完整见证这一历程的原班人马除了他自己，仅剩下1人。“坦白地讲，我们有打退堂鼓，但最终没有退，主要还是一份信念吧。”在申旭辉看来，作为一名地震科研人员，研发这颗电磁卫星，不光是给自己的交代，更是对祖国防震减灾事业的真挚许诺。
像申旭辉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40年间，我国为一大批重大工程提供了防震减灾和安全保障服务。青藏铁路工程是“中国新世纪四大工程”之一，铁路所处的青藏高原是我国大陆地壳运动最剧烈的地区。“从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地震局开展了青藏铁路建设的可行性调研。经过多年实践证明，该铁路的地震安全工作是有效的，这些成功经验也将被应用于如今的川藏铁路工程。”中国地震灾害防御中心主任杜玮介绍，不仅如此，南水北调、西气东输、三峡大坝及核电站建设……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国家重大工程，都离不开地震安全工作的保障。
首都安全关乎国本。“北京每一项重大工程的地震安全保障工作都极其严苛。”北京市地震局抗震设防管理办公室总工程师罗华春回忆，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的前几年，为按时按质完成场馆建设区域的地震安全性探测工作，地震工作者们借助当时并不先进且十分笨重的探测设备，一米一米地向前推进，很多人几乎是“住在工地”。“2014年开工建设的北京新机场航站楼，采用了最新的减隔震技术，抗震设防烈度达到8度。”罗华春强调，如今正在打造的北京城市副中心和正在建设的千年大计雄安新区，都将以更高的地震安全保障水平与世人见面。
今年10月23日，港珠澳大桥举行通车仪式，广东省地震局工程师朱嘉健格外感触，因为他参与研发的港珠澳大桥地震安全监测与评估系统正式“上岗”，通过分析一串串从大桥上实时传来的数据信息，该系统可实现地震报警、强震动事件报警、自动化健康诊断及地震风险评估。就在同一天，中国地震局与中国铁路总公司就高铁地震预警进行战略合作签约，计划于2018年实现地震速报信息接入，2021年正式为全国高铁提供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信息服务。“这标志着我国高铁地震预警技术开始摆脱落后的境地，并向国际先进水平看齐。”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山有说。
一根接力棒传递大国的责任与担当
在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几张不同类型的地图引人注目。吴忠良指着一幅“中国及周边地区地震活动板块构造图”说：“很多地震都是跨国界的，地震研究工作必须跳出地域局限，放眼国际。”
在今年的汶川地震10周年国际研讨会暨第四届大陆地震国际研讨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致信强调，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知没有止境，防灾减灾、抗灾救灾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永恒课题。科学认识致灾规律，有效减轻灾害风险，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
“中国为促进减灾国际合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积极贡献。这一切，要从建立亚洲地震委员会讲起。”吴忠良解释，改革开放初期，亚洲地区没有专门的地震研究合作组织，各国专家交流非常困难。随着改革深入，国内外地震学界加强国际交流的愿望和热情日益增长。一石激起千层浪，中国地震学家率先提出倡议：借鉴欧洲地震委员会的模式，建立亚洲地震委员会。经过多年筹备，在1996年，亚洲地震委员会正式建立，第一任秘书长是中国地震学家朱传镇。在中国和该委员会的推动下，亚洲地区的地震研究工作有了长足的进步。时至今日，这个秘书长的接力棒再次交到中国地震学家手中，这个人是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副所长李丽。
“援建地震监测台网是我国的一贯做法。”李丽告诉记者，我国规模性的援外台网建设工作开始于本世纪初。2004年，印度尼西亚发生地震和海啸，损失惨重。为了帮助该国提高抵御震害的能力，我国为当地援建了台网。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国际合作发生在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和我们合作的国家不断增多，合作的方式也日益丰富。”中国地震局国际合作司双边合作处处长朱芳芳说。2017年，我国在现有40个境外台站的基础上，全面启动了援尼泊尔、老挝地震台网建设及中国—东盟地震海啸监测系统项目。项目完成后，将新增或改造38个境外地震台站，既服务于当地的防震减灾，又可以提高我国地震台网对全球地震的监测速报能力。“在国际救援方面，中国国际救援队先后赴阿尔及利亚、海地、日本等国执行地震救援任务10余次。我们还帮助各国培训了上百名技术人员。”朱芳芳说。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一带一路”，中国防震减灾事业的国际朋友圈也越来越大。
中国国际救援队队员在尼泊尔8.1级地震中开展救援
截至2017年，中国已与全球77个国家、13个国际组织建立了合作关系，并与40多个国家签订了政府间地震合作协议。其中，与“一带一路”沿线41个国家建立了双边合作关系，签订了22份合作协议备忘录。
“这些合作项目和取得的成绩，充分展现了我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蒋长胜表示。多年来，我们不但为合作国家带去了技术、人才、资金，而且始终以平等的姿态送去关怀和帮助，并赢得了他们的尊重。对此，李丽谈到一次亲身经历，在与尼泊尔合作之后，她每次去当地都有不同的感受：最开始因为自己是外国人，语言不相通，和当地人比较陌生。然而，在援建的1年里，尼泊尔开始出现具有中国标识的商店。“现在，如果你走在尼泊尔的大街上，当地人会主动用尼泊尔语对照着英语和你讲拼音，用中文向你问候‘你好’。这种对中国的倾慕感和亲近感，在他们的脸上显露无遗。”李丽说。